在朱子学的影响下，日本的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浮世绘”。

“浮世”原是佛语，指人的生死轮回和人世的虚无缥缈，即俗家所说的尘世。而“浮世绘”就是表现这一尘世中人们各种生活风情的绘画。“浮世绘”是江户时代最有特色的绘画，是日本最具民族特色的绘画形式，不仅对日本，对西洋绘画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日本阳明学起初的发展由于受到朱子学的压制而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中江藤树的弟子熊泽蕃三虽然竭尽全力将阳明学传播到了上层社会，但也没能改变阳明学被压制的被动局面。直到德川幕府末期，由于“尊王攘夷”运动的兴起，阳明学实践务实的精神鼓舞了当时的倒幕派，由此，阳明学出现了复兴的态势，渐渐取代朱子学，成为当时日本的主流思想。

在日本广兴汉学的同时，由于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除了中国，唯有荷兰才被允许进行两国贸易。在吸收中华文明的同时，荷兰的自然科学和文化艺术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日本学习的对象。1720年，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放宽了对外国书籍的限制，允许引入非宗教类的外国书籍，尤其是荷兰书，并命人将这些书翻译成日文。在这些书籍当中，介绍自然科学的书籍占了绝大部分。里面记载了欧洲的最新事物，如显微镜、热气球，及有关新近地理知识等等，日本人开始热衷于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称之为“兰学”。

“兰学”的翻译和传播促进了日本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西方理论知识为研究方法成为时尚。1750年，幕府医官野吕元丈写成了12卷本的《荷兰本草和解》；1754年，被后人称为“日本试验医学先驱”的山胁东洋通过人体解剖，推翻了旧有的理论，并写出了《脏志》一书。

在天文和地理学方面，由于“兰学”的影响，日本学者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1774年，长崎的本木良永完成《天地二球用法》一书，详细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1812年，伊能忠敬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出《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其水平与现代相差无几。

除了在中上层人士中传播外，“兰学”对日本民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789年，教授“兰学”的学堂“芝兰堂”在江户创立。随后，类似性质的民间私塾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1838年，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在大阪开设传授兰学的学堂，名为“适斋”，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如福泽谕言、桥本佐内、大村益次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这些人才在幕府末期成为倒幕维新的中坚力量，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