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捷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说荀子似亚里士多德，孟子似柏拉图。说荀子揭示“人原本的恶性”，以及礼法约束的必要；孟子主张“人性中原本的善”与道德直觉乃是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源头，因此荀子学说与孟子学说直接冲突。荀子对天的自然主义解释，接近道家。由于他大力提倡控制，促成权威主义，间接造成秦之独裁。书中的标题，“自然主义的儒家一荀子”，与“理想主义的儒家一孟子”两相对举。他说中国人偏好孟子的“软心肠”，荀子对中国人来说是否“心肠太硬”？他是否太不合乎儒家正统？他是否因秦政之独裁而

受谴责？尽管这些问题，荀子的自然主义，他的实在论，他强调逻辑，他相信进步、重视法律，他对其他学派的剀切批评，在在都引起中国人对荀子哲学的兴趣。

001111(1一九六九年在他的名著《古代中国之“人”概念》中指出：就荀子而言，一切的伦理问题，都是起自物资供应与人欲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要让所有人的欲求有所选择，才能达至物与欲的平衡;这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611171^086010111：一九七〇年发表一篇关于《荀子》国家与社会的文章，这是荀子政治社会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至今仍具影响。1^0^010^推崇荀子以其思想的高度一致性，跻身社会与政治哲学的先驱之列，而他所探讨的议题至今仍然是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大约从七十年代起，以英美哲学见长的学者也开始投入荀子哲学研究的行列。著作最丰硕的当属华裔学者柯雄文，柯氏连续发表数十篇关于儒家哲学与荀子哲学的论文，并尝试以荀子学说为架构重建儒家哲学。

柯氏在一九七七年的文章指出，东西方各种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反映了不同的道德视野和道德理想。他尝试剖析荀子人性论使用的观念与判准是，一种主张要能够传授，能够实践，这是所有规范伦理学所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所谓“性恶”之“恶”，指的是这些后果的性质。所以，荀子对性恶的论证，可说是后果论色彩的论证。“情”与“欲”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问题是在于情之表达和欲之满足的方式，因为若顺其自然发展，其结果往往是人不希望见到的。

如此，荀子的“人之性恶”，就不是从人在经验层面的属性来描述人。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荀子是用人之“基本动机结构”〈情性）来了解人性。至于“善”“恶”这组相对的词语，是一种“道德描述”。在荀子讲“礼”的道德中，善的也就是美的；恶的也就是丑的。而“礼”乃是藉由“善”这种道德理想来对人之基本动机结构进行调节与美化。从道德观点来看，放纵性情会带来人所不愿意见到的后果，那么，这种道德观点是什么？柯雄文认为，是荀子采用了儒家的“道”；“道”乃是

“仁”“礼”“义”这三个别名之上的共名。①

西方对荀子的研究不断扩展，一九六七年出版了《荀子》德文全译注。一九八七年巴黎出版了法文《荀子》全译本，将《荀子》推广到德文与法文世界。

韩国的荀子研究起步较晚，发展却比较快。伴随着韩国迈步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荀子思想以其可以与西方思想会通的理论特质，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关注。从“天人之分”中发现人类的主体性与科学精神;从《礼论》中发现人文精神和社会秩序原理；从《正名》中挖掘逻辑思想;从荀子重视感觉、知性的认识论，去对应西方的经验论和理性主义。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前期，以西方思想这释荀子成为荀子研究的主流。

伴随着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成功转型，增强了韩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力，再加上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社会弊病，使得人们对传统的关注日趋高涨。所以，荀子研究从“西方这释”转向为“传统这释”。同时，如何看待和协调荀子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传统价值，逐渐成为荀子研究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