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性恶论，主张不要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天，也不寄托于地;不寄托于神，也不寄托于鬼；完全寄托于自身。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荀子的性恶论产生于公元前三世纪，比基督教早三百年。我们现在找不到两种性恶论之间的联系，只能说这是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产生的两种不同文化。

如今，基督教的信徒有二十一点四亿，是全世界信徒最多的宗教。基督教和西方的性恶论者，在国家制度的建立、促进社会进步和安定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荀子的性恶论，两千多年来，一直遭受排斥和批判。

千百年来批评荀子背叛了儒家，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个背叛非常有价值。假如荀子的性恶论不受到那些儒学卫道士的批判，遭到扼杀，中国可能更早地脱离儒家性善论的思想轨道，也许会更早地进入法治社会。

从荀子的性恶论里我们可以引申出导致社会走向民主和法治的思想。

第一，从荀子的性恶论可以引申出平等思想。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圣人、君子、小人，当然也包括君主，初生下来本人人都需要经过“化性起伪”，努力学习，改变恶的本性，限制和约束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才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个改恶从善的过程。而人人都有认识仁义法度的素质，只要努力提高品德修养，人人都可以成为像大禹那样的圣人。

第二，从荀子的性恶论可以引申出法制观念。荀子认为，要想克服人恶的本性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①。也就是说，必须接受老师的教育和法律的制约，人的品行才能端正；只有得到礼义的引导，社会秩序才能安定。这样，建立法治，是制约人的个人欲望无限膨胀的需要，是达到社会安定和谐的需要。

有人建议，要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就必须提高制度的质量和执行的刚性。制度的设计必须坚持“无赖原则”。应该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无赖”，只有以硬性的制度制约，才能让其规规矩矩地服从公共利益。英格兰著名思想家休谟提出，制度设计要从“最坏”情形出发，不能对人的“觉悟”心存侥幸。

这种“无赖原则”其实就是荀子讲的性恶论思想。用人性恶的理论来设计法律和制度，用人性恶的观点去执行法律和制度，自然就会提高法律和制度执行的刚性。

第三，从荀子的性恶论可以引申出社会民主。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①社会的治理需要君主，但是，因为君主的本性也是恶的，所以，君主的权力不能是无限的。在君主权力的上边还有一个最高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道”。所谓“道”，就是“礼”，就是公平和正义。

为了社会的安定，需要树立君主的权威，所以荀子倡导“尊君”；为了社会的正义，限制君主恶的本性，所以荀子又倡导“从道从君”。荀子这两个不同的倡导，并不矛盾。原因是“道”高于君，君主应该在“道”的原则指导下行事。臣子尊君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主的言行应当符合“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荀子的性恶论里深藏着非常深刻的民主意识和社会实践价值。

如今，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都说我们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缺少民主意识，缺少法治观念，难道我们建设法治社会就必须到西方去寻找文化资源吗？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就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