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中国人向外国人教授中文，属于违法行为，要受到惩罚的，相应的中国人学外国语言，也有种种限制。

从这一点上来讲，精通中文语言和文字的外国人还好找一些，找一个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字的中国人，就困难很多了。

就是以刚解散的十三洋行而言，会说广州英语的通事还有一些，但这些本该专业的外语“专家”也没有一个会阅读英语文章，遑论说是会写了。

所谓的通事奉海关监督之命充当译员，领有专业的牌照，也是洋商的许多雇员的首领。

约翰.罗伯特.莫里森在1832年的“对华商务指南”中描述过：

“通事是地位次于行商，是被称为通晓外国语言的一帮人...虽然他们当中谁也看不懂也写不出一行普通英语或任何其他外国语文。除了他们所使用的广东英语以外，什么外国话也不会讲，但是他们却是中国政府方面的传译人员...中国政府与外国人之间的翻译问题...由于广东英语这种拙劣的翻译工具的贫乏，通事们即使出于善意，也会把要表达的问题误解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赵大贵凭借现代社会十多年的英语学习经历，就是没有任何辅助，也能把那些清廷认可的所谓专业翻译甩出几条街的。

也就是说，虽然这时代的英语语法和常用词汇跟一百多年后有很大不同，但赵大贵依然会是唯一能多少看懂英文资料的中国人，至少以后学起英语来也会比别人快速很多。

不过，这时候巴富尔指出这一点，赵大贵心里却是咯噔一响，比别人强一点只是优秀，比别人强太多，就会引人怀疑的，是有反常即为妖吗。

“原来是这样，我倒很好奇，当初赵先生是怎么学习起英语的。”果然，巴富尔貌似赞扬地扔出一句话，但语气中已经多了一丝玩味。

“说起学习英语，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还要感谢一位可敬的神父，是他给我传授了大量的知识。

我的家乡就在广东钦州，也属于沿海港口，跟安南地区几乎相邻，有很多同乡有到安南或南洋的其他地区做生意的，当然偶尔也有西方的传教士过来传教的。

有一次，我所在的村落来了一位白胡子老头，服饰容貌都与本地人迥然不同，乡民见识不多，都感觉很害怕。

我当时年少莽撞，又从一些书籍上看过有关泰西之地的描写，便大着胆子与其交谈，然后成为了朋友。

这位传教士在我家乡那里传教三年左右，教会我英语，还赠送一些西洋书籍，才使得我对西方文明有了比别人多一些的了解...”

赵大贵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关，来之前就准备好了一番说辞，此时侃侃而谈，倒没有什么破绽。

再说，他一口咬定自己老家是在广东钦州，英国人就是要查证，也很难去确认。

“不知道这钦州在哪里，阁下能否在地图上指一下？”巴富尔并没有完全打消疑虑，拿出地图给赵大贵看。

“就在广东的西南边，刚好跟安南接壤。”赵大贵看到地图，很轻松地就指出钦州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