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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后期，魏国大权先后被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持，最终魏国的权力之杖落入了司马氏的手中。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河内郡温县人，其智慧过人。曹操死后，司马懿历任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两代总管朝政的重臣，主管军事，统率魏军，同东吴、蜀汉对峙。公元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曹芳即位，由司马懿和曹爽共辅幼主。曹爽明知司马懿实力比自己强，对自己有威胁，所以，决定除掉司马懿。司马懿见势不妙，声称自己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回乡养病，实际上是韬光养晦，伺隙而动。公元249年，曹爽陪伴魏帝曹芳到洛阳城南的高平陵去祭祀。司马懿利用这一时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在都城内发动政变，其长子司马师指挥早已蓄养的3000名敢死队，关上洛阳城所有的城门，占据武器仓库，接管了守卫皇宫的禁军。最后，魏帝迫于司马懿的威逼，只好诛杀曹爽息事。曹魏的军政大权又重新转移到司马懿手中。

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其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辅政。这时，魏帝曹芳已经成年，他不满司马师专权，与几位大臣密谋要杀掉司马师。由于走漏风声，司马师首先动手，诛杀参与密谋的大臣，曹芳也遭废黜，另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帝。不久，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接任其职，朝廷里的要事都必须经过司马昭之手。随着年龄的增长，曹髦不断成熟，他对司马氏也越发愤慨了。

公元260年五月，曹髦命令宫中宿卫士兵，捕杀司马昭。司马昭派大将贾充率兵将曹髦杀死，司马昭实际掌握了皇权。但社会上还有相当一批人对这一局面很不满意。司马昭一边网罗文人学士，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一边积极准备征讨三国之中力量较弱的蜀汉。公元262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邓艾率兵18万，进军蜀汉。捷报频频传来，魏帝曹奂下诏将司马昭封为晋公，拜为相国，并赐“九锡”，即最华贵的车马、王袍似的衣服、乐器、朱红色的门户、有屋檐的台阶、300名卫兵、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九锡是古代帝位更替的前奏，往往先授九锡，再行帝位禅让之礼。第二年，蜀汉灭亡，司马昭因功又封为晋王。

司马炎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制度，司马炎本该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其父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属于桃符的宝座。”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又有着一副宽厚仁慈的外表。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同时在许多重臣和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重压下，司马昭在晚年时只好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位。同年十二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进，司马炎照例多次推让，然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于公元266年农历二月八日，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

晋朝建立魏国灭亡的事实，没有使司马炎心里感到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魏武帝当年的风范已是明日黄花。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不但使百姓处于惨淡的生计之中，而且心理上也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