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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961年～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人，北宋的宰相。为人豪放正派，善断大事。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厉管教下，“由是折节从学”，精通《春秋》三传。19 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初入仕途寇準就显示出才干，在理政时，不苛取百姓，以恩信为办事的准则，深得民心。征纳赋役时，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县衙门前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便主动按期交纳。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太平兴国进士。淳化五年(994年)为参知政事。景德元年(1004年)拜相。辽兵进攻宋朝时，他力排众议，主张坚决抵抗，促使真宗亲往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与辽订立澶渊之盟。不久被王钦若排挤罢相，出任陕州知州。晚年又被起用，天禧四年(1020年)又遭丁谓陷害，后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卒于贬所。他为官清正廉明，政绩卓著，名垂青史。
刚直多智
寇准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寇相学问很好，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曾在一个贵族府第做秘书一类的小官。寇准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贫寒，可是深受书香世家影响的寇母十分重视寇准的学习。少年时的寇准，聪明好学，从书本上学得许多知识和道理。尤其对《春秋》三传，读得烂熟，理解得很透彻。这为他以后入仕从政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19岁的寇准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次年又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以后他又先后升任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等官。寇准官运亨通：并不是由于阿谀逢迎，依附权贵，相反，他刚正廉明不畏权。寇准的青云直上靠的是自己的忠诚与智谋，用宋太宗的话来就是“临事明敏”。端拱二年(989年)，寇准曾奏事殿中，极利害。由于忠言逆耳，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要回内宫。寇准却扯住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寇准被钦誉为魏征，可见他在宋太宋智囊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寇准在太宗朝群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淳化初年，北宋朝廷处理了两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淮，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仗责，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寇准知道这是王淮的哥哥、参政王沔搞的鬼，心中忿忿不平。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认为是天数所致，寇准则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宋太宗听后，生气地转人禁中，但又觉得寇准的话必有根据，就召问寇准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平？寇准回答说：“请将二府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淮、祖吉二案述说了一遍，然后看了王沔一眼问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平吗”宋太宗当即责问王沔。王沔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从此寇准更加受到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改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直接参预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准在枢密院与知院张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由于受张逊诬陷，寇准被贬至青州。但这时宋太宗已离不开寇准了，寇准去青州后，太宗闷闷不乐，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第二年，寇准就被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给事中。
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赵光义以皇弟身分践祚。并且太祖之死还有“烛影斧声”之谜，也就是说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寇准回答说：“我是被贬之人，不待召见是不能回京的。”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太宗便向寇准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依重寇准。有人给太宗献了个宝物——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风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
澶渊退敌
自从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就把主要力量放在对内镇压方面。北宋的前两个皇帝太祖、太宗均把外族入侵视为“盱腋之患”，而把人民“谋反”和军事政变，看作“心腹之患”。因此，赵宋王朝的一系列法度，大多是针对防范内患而制定的。这样一来，北宋政权的绝大部分力量都消耗在对内控制上，而对于外部强敌契丹，却表现得异常软弱。
契丹是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由契丹族耶律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后称辽。唐末五代，中原割据混战，契丹机迅速发展。923年，后梁灭亡后，河北一片混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骑南下，攻占了幽州和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后唐大将石敬瑭为了做皇帝，向辽太宗耶律德光求援。石氏在辽兵帮助下建立了后晋，割燕云十六州给辽，使中原失去北方屏藩。后周世宗柴荣曾为收复失地，重振国防而致力北伐。宋太祖时，辽朝正值穆宗耶律景在位，耶律景沉湎于酒色，不理国事，对宋采取保守战略。宋太祖乘机得以发展势力，平定了南方的割据政权。等到辽景宗耶律贤即位，辽的国力一时尚未恢复，因此还能与宋相安。开宝七年(974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辽遣使通好达五年之久。然而这个友好局面终因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兵援助北汉而破裂。宋太宗时，宋、辽之间在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宋军都遭到严重失败。从此北宋朝“守内虚外”的倾向就更加严重，宋朝廷内消极妥协的情绪也因此而日益增长。契丹骑兵间岁南下，河北大平原经常遭受侵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继位，即宋真宗。契丹骑兵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咸平六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边境告急文书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宰相李沆、毕士安面对强敌压境，束手无策。这年六月，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毕士安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八月，寇准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和毕士安同为宰相。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辽军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当敌骑南下侵犯。“急书一夕五至”的时候，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他们主张用躲避敌人的办法，应付敌人的入侵。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只有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当真宗问他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寇准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真宗说：“不知谁给陛下出此迁都之策？罪可杀头!”他进一步提出，皇帝应该亲征以决胜。他指出，如果御驾亲征，敌人自当遁去；否则也可以出奇兵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同时坚守都城以使敌疲困，这样就可使敌劳而我逸，最后我们必得胜算。寇准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为了消除王钦若对真宗的影响，寇准把他从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准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他指出：“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同时寇准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
寇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寇准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３０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景德元年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敌骑威胁之下。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准促使真宗亲征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