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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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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2年。晋国这边,文公亲自到场。楚国那边,统帅是成得臣(字子玉)。开战前,楚帅先派使者宣战,话就是这么说的:敝国的战士恳请与贵国勇士做一次角斗游戏。君上靠在车里观赏就行,下臣愿意奉陪。

晋文公则派使者回答说:敝国的寡德之君已经接到了大帅的命令。寡君之所以驻扎在这里,是因为信守当年的诺言,遇到贵军要退避三舍。如此而已,岂敢抵挡贵国的威武之师?不过,既然敝国还没有接到贵军停战之令(其实是对方已经宣战),也只好拜托大夫您(指楚国使者)转告贵军将士,驾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上见。[9]

这可真是先礼后兵,跟球赛差不多。

实际上春秋的战争更像竞技体育,只要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因此时间很短,原则上只有一天。比如刚才说的城濮之战,就只打了四月初二这一天。初三、初四、初五,胜利了的晋军原地休整。吃完楚军留下的粮食,就启程回国了。春秋时最短的战争甚至只有一个早上,叫“翦灭此而朝食”。[10]

战争的地点,则一般在国境线上。我们知道,封邦建国是要划定国境线的,叫“封疆”。国境线叫“疆”,所以战场叫“疆场”。国境线在“野”,所以战争叫“野战”。

野战并不粗野,更不野蛮,而且事先要宣战。宣战要派使节,国君或统帅不能亲自出面。但使者宣战,却又必须以国君或统帅的名义。态度,当然是客客气气;用词,也都是外交辞令;称谓,则极其讲究。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才有的。那时正如孟子所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恨不得把对方赶尽杀绝,哪里还有什么礼仪?[11]

春秋的战争,却极讲礼仪,甚至有打到一半停下来行礼的。城濮之战后五十七年(前575),晋楚两国发生鄢陵之战,晋国大夫郤至(郤读如隙)三次遇到楚王,每次都要下车,脱下头盔,小步快走,表示对一国之君的礼貌和恭敬。

这时的楚君是共王,同样彬彬有礼。他甚至派了一位使者带着一张弓,去慰问郤至。使者代表楚王说:刚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位穿浅红色军装的人,真是君子啊!他见了寡人就小步快走,会不会受伤了呢?

郤至立即脱下头盔行礼:伟大的君上!您卑微的外邦小臣郤至,追随敝国寡德之君参加战斗,承蒙君上恩准披上了盔甲。公务在身,因此不敢当面叩谢君上的亲切关怀。拜托贵使禀告君上,下臣身体很好,正要与贵军决一死战。

两个人如此这般地客气了半天,郤至更是三行肃拜之礼,这才依依惜别,然后继续战斗。[12]

礼,比胜负更重要。

讲礼仪,就讲规则。第一条,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地进行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来第二下,应该让他回去治疗。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

如此绅士风度,堪比奥林匹克。

这些游戏规则,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的?不清楚。它们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吗?也未必。但可以肯定,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这个时候,谁讲礼仪,谁就是找死。

春秋则相反。战争的目的说得好听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难听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温文尔雅,费厄泼赖,最多温良恭俭而不让。

军事奥林匹克,只可能在春秋。

好男才当兵

春秋和战国,战士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春秋的是君子,战国的是小人。

这里说的君子和小人,是阶级意义上的。换句话说,君子即士人,是贵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参加战争,则贵族叫“士”,平民叫“卒”。士,既参战也作战,所以叫“战士”。卒,参战不作战,只是跟着跑,所以叫“走卒”。走,在古汉语中就是“跑”的意思。战士和走卒,是两码事。

其实士之与卒,地位从来就有高低。早就有文字学家认为,士,跟王、皇一样,都是一个人端坐的样子,只不过王和皇头上特别大而已。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士就是“无冕之王”。他们作为贵族,跟天子、诸侯、大夫一样,成年时都要加冠。孔子的学生子路宁愿死,也不肯免冠,就是不能丢了士的身份。只不过,士只加冠,天子、诸侯和大夫则不但加冠,还要加冕,这才成了王或皇。[13]

卒就不一样了。文字学家一致认为,卒就是穿某种衣服的人。这衣服上会做记号,甚至写个“卒”字,表示是当差的、跑腿的、服劳役的,是小人。

所以,士是高贵的,比如绅士、爵士、武士道。卒则是卑贱的,比如隶卒、狱卒、马前卒。马前卒这三个字最能说明问题:战场上,士披甲胄,叫“甲士”,乘车作战。卒就无甲可披,只能穿件布衣,鞍前马后跟着跑。

由是之故,车兵曰乘,步兵曰卒。中国象棋之将、仕、相、马、车、炮、卒,就是这种军事制度的体现:卒是最低级的,仕则仅次于将。将就是大夫,仕则是士。乘车的士比步行的卒高贵,因此可以“丢卒保车”。

总之,在春秋时期,士参战也作战,卒参战不作战。战士是高贵的、体面的、有尊严的,也是骄傲、自豪和快乐的。而且无论国君、大夫,还是一般的士人,只要上阵,就是战士。因此,一个贵族男子如果不能从军,就是奇耻大辱。相反,平民成为战士,则是极大的荣耀。当然,他们必须表现优异,而且仅限于在农民中选拔。地位更为卑贱的工匠和商贩,是没有资格的。[14]

好男才当兵。战争,是贵族的游戏。

这就是春秋的观念。

是贵族,就要有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这种精神和风度,上级和敌人也都要尊重和敬重。前面说过,楚王和郤至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是相互致敬的。同样在这场战争中,晋国的一位君子,也向一位楚军将领表示了敬意。晋国的君子叫栾鍼(读如真),是中军统帅栾书之子,当时担任晋国国君的车右,也就是持矛站在国君的右边,相当于侍卫长。楚国这位将领则叫子重,多次率军征战,是楚国的名将。鄢陵之战,他当然也在场。他的旗帜,在战场上高高飘扬。[15]

栾鍼看见子重的战旗,肃然起敬。他对国君说:当年下臣出使楚国,子重曾问臣晋国之勇,臣答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又问还有什么,臣答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兵,如果不去致敬,就不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无信,就不算从容不迫。请君上批准下臣派人去送酒。

晋君批准了栾鍼的请求,栾鍼的使者也到了子重的麾下。使者说:敝国人才匮乏,寡君只好让鍼勉强凑合着做他的车右。鍼公务在身,不能亲自来犒劳大帅的部下,只好派某某代为敬酒,还望大帅见谅!

子重躬身答礼:栾鍼大人真是好记性,还记得我们当年的谈话。于是接过酒具一饮而尽,然后拿起鼓槌继续击鼓。

顺便说一句,子重从清晨一直战斗到了黄昏。

什么叫君子?这就是。

环球同此高贵

的确,所谓君子,虽然原本指阶级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会变成一种人格精神,包括刚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侠仗义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则是高贵。这种精神在古代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腊。

在波斯人眼里,希腊人是固执、愚蠢和荒唐的。他们总是要选择最平坦最开阔的地方,双方摆好阵势,派出传令官相互宣战,然后才开打。这跟我们春秋的“不以阻隘”,简直如出一辙。由于双方都没有可以隐藏和躲避之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就算一方胜出也得不偿失。

对此,一位波斯将领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们言语相通,又有传令官宣战,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来消除争端解决问题呢?如果只能诉诸战争,又为什么不能先给自己找个有利地形,然后再尝试开战呢?[16]

其实,嘲笑希腊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8月,波斯和希腊的军队在普拉提亚平原会战。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摆开阵势。由三十多个城邦组成的希腊联军,则拖拖拉拉半天都凑不齐,开战前还有人源源不断赶来。然而就在希腊人慢慢集结,甚至只有少数散兵游勇时,兵强马壮的波斯军队却按兵不动。直到希腊人有了十一万之众,波斯统帅才下令进攻。这跟我们春秋时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么两样?

结果,普拉提亚会战以波斯人的惨败告终。

这让我们想起了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会战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前,楚宋两国战于泓水。当时宋军先到,也摆好了阵势。然而无论在楚军过河前,还是过河后,宋襄公都不肯发起进攻。他硬是要等到楚军完全站稳脚跟阵势摆好,才敲响战鼓。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负伤,并于第二年去世。

战败后,宋国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却不后悔。他说,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礼。不遵守这些礼,就不是君子。寡人虽然是早已亡国之殷商的残渣余孽,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并非只有宋襄公。

比如亚历山大。众所周知,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有一句名言:偷来的胜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战的前夜,他拒绝了偷袭波斯大营的建议。是啊,有着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的古代军人认为,战争是一种高尚而荣耀的事情,必须堂堂正正地进行。乘人之危和落井下石都是不义的。这样做,不但违反规则,而且胜之不武。

亚历山大善有善报。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战五年后,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鲁斯。当时亚历山大率领的是骑兵,且远道而来,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鲁斯布下的却是象阵,还从容不迫,以逸待劳。胜负,几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鲁斯却像当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统帅一样,心甘情愿地坐失良机。他耐心地等待马其顿军队渡河、集结、调整、休息、布阵,一直等到对方一切就绪,这才与之交锋。结果印军大败,波鲁斯也做了俘虏。

傻得可爱的波鲁斯,可谓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过这位“印度宋襄公”同样善有善报。亚历山大待他以国王之礼,还让他继续统治自己的王国。这不仅因为波鲁斯有着魁伟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为他有着武士的英勇和高贵。正是这种精神,让亚历山大由衷地表现出欣赏和崇敬。

这是一种王者风范。

的确,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王和武士都属于第二等级,叫“刹帝利”。作为高贵的等级,刹帝利也必须有高贵的表现。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确规定,战争中不能使用“奸诈的兵器”。而且,跟中国春秋的“不重伤”和“不擒二毛”一样,他们也不能攻击处于弱势的人。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伤病员,也包括俘虏、逃兵、胆小鬼、旁观者,甚至包括没穿甲胄、解除武装和睡眠中的人。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鄙视和诅咒,并不得进入天国。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贵族,就得有贵族精神。尽管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无几,但毕竟曾经存在。是的,曾经存在,在希腊,在波斯,在印度,在马其顿,在中国。

宋襄公,你不孤立!

难言宋襄公

不过,温文尔雅绅士风度慈悲为怀的宋襄公,又似乎并不是什么善类。我们知道,殷商用活人做牺牲品的制度虽然被周人废除,春秋时期却仍有一位子爵因此被杀——他被另外几个国君杀了来祭祀社神。此事在当时,恐怕是遭了恶评的。《左传》的态度,便明显地不以为然。[17]

这起血案的主谋,就是宋襄公。

看来,宋襄公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更非君子。

没错,宋襄公是所谓“亡国之余”,难免念念不忘殷商的传统。但宋国大夫子鱼同样是殷商的“残渣余孽”,却完全不赞同襄公的做法。这位大夫在襄公执政的十四年间,几乎一直充当着“反对党”。曹之盟,宋襄公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他反对;泓之战,宋襄公坚持所谓“不鼓不成列”,他反对;鲁僖公十九年的围曹,二十二年的伐郑,他当然也都反对。因为襄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称霸中原。这在子鱼看来,无异于痴心妄想。他曾经无奈地说:国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国怎么承受得了啊![18]

事实证明,子鱼是对的。

泓之战的前一年(前639),宋襄公大会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国的国家改换门庭,奉自己为盟主。楚人虽然肚子里冷笑,却也装模作样地表示同意。于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会诸侯,准备扎扎实实过一把老大的瘾。

对于这件事,子鱼当然也是反对的。反对无效,便建议襄公带着部队去。谁知宋襄公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或者认为江湖老大更应该像个君子。他说,我们讲好了谁都不带兵的。我提出的规矩,我怎么能破坏?

结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虏。[19]

这时的襄公,倒是头脑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国的只有子鱼。实际上子鱼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国国君的。他是襄公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庶出而不能立为太子。宋桓公病重时,当时还是太子的襄公曾经建议父亲传位于子鱼,因为子鱼既年长,又仁义。桓公表示认同。子鱼听说,立即飞快地跑开。他说:弟弟能把君位都让出来,还有比这更仁义的吗?

襄公这才成为国君。[20]

此刻,做了俘虏的宋襄公便托国于子鱼。襄公说:哥呀,快回去镇守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为不听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啊!

子鱼则说:君上就算不讲这话,国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国加强战备。宋国国人也同心同德,准备迎接楚人的进攻。楚人传话给宋人:不妥协,就杀了你们的国君。宋人则说: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有国君了。楚人要挟不成,只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后,就跑到卫国,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子鱼说,这个国家,臣是为君上镇守的,君上为什么不回来呢?便把襄公接回国来。

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在《公羊传》,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国以后的宋襄公,也并没有接受教训,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郑国,并与楚军战于泓水,受伤而死。

但,《公羊传》的故事如果可靠,那么襄公和子鱼,就堪称当时最好的君臣和兄弟。

至少,是之一。

这很重要。因为在周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关系,君臣之义也是最大的义。在春秋时期,它甚至是不分国别的。因此即便在战争中,外邦的臣子见了敌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礼,让他三分。

实际上这个规则也得到了遵守和执行。比如在鄢陵之战中,晋国的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郤至,都有机会俘虏楚的同盟国国君郑成公,但他们都放弃了,因为不能让一国之君受辱。郑成公的侍卫长则让武艺更高强的驾驶员留在车上护驾,自己冲进敌阵,掩护国君撤退,终于战斗而死。[21]

这才是周的战士。对于他们来说,做一个好臣子,是比做一个好战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好的战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当然,一个好的统帅,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这一点,就看不懂周人的风采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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