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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高度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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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读如民)。

缗,就是一千钱;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只有一个人响应。

这个人叫卜式。

卜式是个畜牧业主,老早就向帝国捐款,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汉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问他。

使者问: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不想。我是个放羊的,不会做官。

使者又问: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

卜式又说:没有。我人缘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再问:那你到底为什么?

卜式又说:爱国呀!

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

公孙弘却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请皇上不要理他。

汉武帝便不理睬卜式。

但是算缗法颁布后,富豪们纷纷隐瞒财产,卜式却一下子又拿出二十万。喜出望外的汉武帝,便把这位爱国商人树为道德楷模,要大家向他学习。

可惜榜样的力量未必无穷,还是没人申报财产。[12]

汉武帝无奈,只好在颁布缗钱令的两年后,又颁布告缗令。告缗,就是举报隐瞒财产。告缗令,则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金额是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这一政策,据说是酷吏张汤的设计。[13]

大司农颜异之死,也在这一年。

告缗令颁布后,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

其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国库,当然盆满罐满。

汉武帝和桑弘羊,却意犹未尽。

元封元年,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廷。

显然,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或者说,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

汉武帝不但收税,还要经营权。

这下子,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如此垄断和霸道,就连爱国商人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这年,由于发生旱情,汉武帝让巫官求雨。卜式却说:用不着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天就下雨了。[14]

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卜式失宠,是事实。

桑弘羊的生前身后,则是骂声一片。骂得最凶的,是儒家。这非常怪异,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

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而且骂来骂去,无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顾。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海洋、森林、原野等等,原本就是天子的。开放给民间,是让利于民。收归国有,则天经地义。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而是交给国家,怎么能说是自私?

均输和平准也一样。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怎么是为富不仁?更何况,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赋加税,怎么是与民争利?

桑弘羊底气很足。

其实,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比方说,只准国家赚钱,不准商家牟利,有道理吗?挑动群众互相举报,人人以邻为壑,很正义吗?政府说收税就收税,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跟强盗有区别吗?

可惜,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国家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中央集权,一定必须维护吗?富国强兵,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

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汉武帝也不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贵拟王侯,号曰素封(没有爵位的王侯),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增加中央财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才是根本所在。[15]

汉武帝要钱,更要命。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那就不但要遏制,还必须斩尽杀绝了。

郭解之死,即因为此。

打掉地头蛇

郭解被杀,是在推恩令颁布那年。[16]

这年其实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设置朔方郡(约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及巴彦淖尔盟后套地区),二是移民三百万人于茂陵。这两件事跟推恩令一样,都出自主父偃的建议。干完这三票,主父偃被杀。[17]

至于郭解,则接到命令,要迁往茂陵。

茂陵在今陕西省兴平市,是汉武帝的陵墓,当时正在建设,同时还要建茂陵县。建县就要移民。只不过,这回迁过去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大户人家。

主父偃的说法,叫“天下豪杰”。

豪杰就是豪强,也就是土豪劣绅地头蛇,包括强宗巨族和暴发户。据说,这些人招降纳叛,姑息养奸,与黑恶势力结为死党,成为横行乡里的恶霸集团,甚至左右地方政治,危害性不亚于割据一方的诸侯王。[18]

至少在帝国统治者的眼里,是这样。

这就要打击。对付诸侯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分拆他们的封国。对付豪强的办法则是连根拔起,让他们到茂陵去。豪强们离开本土来到皇帝眼皮底下,根本成不了气候。诸侯失去豪强的支持,更只能是没毛的鸡。

很好!一举两得,左右开弓。

三百万人就这样背井离乡。按说,他们本应是并兼之家(大财阀),或乱众之民(黑社会),实际操作的标准却是家产三百万。也就是说,只要你富甲一方,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贪污盗窃,统统都是打击对象。

对!良莠不分,一刀切!

问题是即便按照这个标准,也没郭解什么事。他并不是富商,也不是豪强,司马迁则称他为游侠。侠,是因为扶危济困;游,则证明并无职业。只不过,郭解虽无一官半职,却有很多人甘愿为他奔走,还争先恐后。

郭解的工作,似乎就是行侠仗义,或者开了一家没注册的公关公司。他甚至曾经从轵县(轵读如只,在今河南省济源市)到洛阳去调解是非。他的能量也大,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让县里免去某人的差役。

这样的人,大约只能叫江湖老大。

那时朝野的界限并不分明,战国遗风也还在。不少名臣权贵,比如张良、季布、窦婴、袁盎、周亚夫,都或者自己侠义,或者结交侠士。总之,游侠不会因为身在草莽就不为人知,郭解的迁徙则连车骑将军卫青都被惊动了。

卫青说:郭解没那么多钱,不该在名单中。

汉武帝却一声冷笑:一介平民的权威之大,居然能让将军来替他说情。这样看,他们家不穷!

这就不但该走,而且该死了。

没错,汉武帝固然不喜欢他的臣民太有钱,却更不喜欢他们有影响力。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号召力的只能是皇上和帝国政府,岂能是平民或者游侠?

事实上轵县官吏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就因为他名气太大,不敢不上报朝廷。看来,县里的办事员虽不过蕞尔小吏,对圣意倒是心领神会。

郭解也只好走人。

然而他的好名声和好人缘,却再次帮了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千万。关中的贤达豪杰,也都在他入关后抢着前来结交。

这个风头实在出得太大,足以让高层震怒。郭解的小兄弟们,也为他惹是生非。他们先是查出将郭解列入迁徙名单的县吏,把他杀了。然后,又杀了他爹。这家人进京告御状,郭解的人又把上访者杀死在宫廷门前。

如此肆无忌惮,岂非挑战帝国的权威?何况一连三起谋杀,政府也不能置若罔闻。于是武帝下令通缉,郭解也被捉拿归案,准备老账新账一起算。

郭解有老账吗?

有。他铸过钱,盗过墓,杀过人。可惜查来查去,都在大赦之前,只能一笔勾销。

可是郭解的马仔,却又惹事了。

没有证据显示,郭解组织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但仰慕他的人,却不少是流氓地痞小混混。他们往往自作主张为郭解办事或报仇,这回也一样。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

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后凶手也不知去向,因此法官判郭解无罪。然而新儒家公孙弘却发表意见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人罪还大。

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和权势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

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

皇帝。

请问皇帝能有两个吗?

不能。

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罪名是大逆无道。

其实郭解何曾大逆不道!他反对过皇帝吗?没有。反对过政府吗?也没有。发动过武装叛乱吗?更没有。他千错万错,是不该成为地头蛇。金蛇狂舞,奈真龙何?

郭解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郭解应该想得到这一天,他的父亲就是作为游侠而被杀的,时间是在汉文帝朝。汉景帝也不手软,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豪侠,便会派人将其剿灭。比如济南的氏家族(读如闲),就亡于酷吏郅都之手。

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黑恶势力。也许吧,也许。但这根本就无所谓。帝国在意的不是他们恶不恶,而是强不强。任何力量只要形成规模,不管是白是黑,是善是恶,都不能允许存在。功高尚且不能盖主,况草民乎?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

其实豪强和游侠的存在,早就让帝国感到不安。想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最担心的就是游侠剧孟。将剧孟收归帐下后,则高兴得有如收降了一个敌国。[19]

一个游侠就等于一个国家,这还了得!

不是乱党,也是乱党。

实际上,法家早就提醒统治者要防范两种人,一是文士,二是武侠。在汉武帝的黑名单上,则还有巨商和豪强。巨商和豪强会动摇基础,文士和武侠则会扰乱人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是不安定因素。

对付的办法则不一样。对巨商,是断其财路,或只准小本经营;对豪强,是断其根基,让他们自生自灭;对文士,是另给出路,让他们追逐功名;对武侠,则是血腥镇压,绝不手软。至于他们是不是黑社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坐稳江山。

这就是汉武帝拳打脚踢频频出手的原因。

现在,诸侯王被削弱了,民间资本被遏制了,地方豪强和游侠乱党被打击了,汉武帝可以休息了吗?

不,他还要向政府夺权。

一国两府

汉帝国的政府首脑,是三公。[20]

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邦国时代,天子之宰为公,诸侯之宰为相,秦汉帝国则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宰相。

宰相即三公,所以又叫相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也就是政府部长。张汤担任过的廷尉,颜异担任过的大司农,都是。九卿未必只有九个,也可能九卿为正卿,之外还有列卿。[21]

九卿和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三公的叫府,也叫公府或相府。九卿的叫寺,也叫卿寺。皇帝的则叫宫,也叫皇宫。皇宫、相府、卿寺,各行其政。

事实上,皇帝、三公、九卿,有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则是中央各机关部门长官。九卿的权力和地位与三公无法相比。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行之。三公是决策者,九卿是执行人。[22]

其实就连皇帝,也没法跟宰相比。汉初,帝国的政务都由宰相负责。他们平时独立办公,如有大事则三公会议(一起讨论),再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只能说可说否,无异于橡皮图章。

可见,皇帝不是政府,宰相才是。皇帝的功能,跟西方的国会和现在的人大差不多。

职权不同,机关单位、工作班子和经费来源,也不相同。皇帝的是宫廷,政府的是朝廷;皇宫的职能部门叫尚,政府的叫曹;宫廷的经费来自工商税收,朝廷的来自田赋收入。田赋是大头,用作政府公款。工商税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私房。宫中府中,泾渭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而且,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宫廷和朝廷),两个权力中心(皇宫和相府),两种最高权力(皇权和相权)。这时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退而求其次,则皇帝象征主权和统一,宰相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

前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后一种虽有可能,却未能形成制度。无论刘邦还是萧何,吕后还是曹参,都没能把这种关系规定下来。汉初无为,君臣倒是相安无事。武帝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就必须向政府夺权。

夺权的主要对象,是丞相。

丞相在三公当中地位最高,不但金印紫绶,而且例为列侯,所以丞相又称君侯。丞相的权力也大,可以驳回皇帝的决定。比如西汉末年的丞相王嘉,就曾封还哀帝加封董贤的诏书,拒不执行,哀帝也无可奈何。

武帝本人,更是领教过丞相的跋扈。比如田蚡(读如焚)任丞相时,几乎大权独揽。帝国的大小官员,统统由他提拔任命,以至于汉武帝忍无可忍地说:你老人家封官封够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23]

这种状况,当然得改变。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用御史大夫来抗衡。

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同时也是副丞相,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属,而是备位丞相。也就是说,丞相职位如果空缺,就例由御史大夫递补,故又称亚相。

这就有点意思了。何况太尉一职早在武帝继位后第二年就被废除。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不妨相互制衡。

汉武帝起用的打手,是公孙弘和张汤。

这一招很灵。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丞相是薛泽。张汤任御史大夫时,公孙弘已经去世,丞相先后是李蔡和庄青翟。结果,薛泽、李蔡、庄青翟都成了摆设。大政方针,全由张汤和汉武帝一手拍板,没别人什么事。[24]

公孙弘和张汤能够架空丞相,固然因为他们两人一个阴险一个蛮横,但与担任的职务也不无关系。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如果存心想做事,那是很有事情可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副手。

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虽不过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汉制,官衔前面有“中”字的,都在皇宫里办公,御史中丞也一样。

实际上,御史中丞就是御史府驻宫办事处主任。这样的副手,丞相是没有的。皇帝有什么想法,也是先告诉御史中丞,由御史中丞转告御史大夫,再由御史大夫转告丞相。御史大夫揣摩圣意,要比丞相容易得多。

公孙弘和张汤得逞,这是原因之一。

不过御史大夫毕竟是政府的人。汉武帝要夺权,还得用宫廷的人。宫廷的人就是宫廷官,也叫中朝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尚书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如果让尚书来处理政务,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子。

然而尚书的地位实在太低,必须派个大领导。

这个大领导,就是大司马。

大司马是在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元狩四年)设置的,其实就是被废除的太尉,但不再作为宰相,也非正式官职,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比如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左将军。

大司马的任务,是“领尚书事”(西汉),或“录尚书事”(东汉),也就是领导、统率、管辖、主持尚书的工作。表面上看,不过秘书长,还是兼职。但,大司马的政治待遇是位比三公的。这样的秘书处,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

事实上大司马统领的尚书事,也逐步由秘书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但凡事关军国的大政方针,都先由尚书参谋议论提出意见,形成决议才由宫廷送往朝廷。

显然,这是另一个政府,只不过这政府是设在皇宫里的。因为首任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是后妃的娘家人。他们要策划军事也只能在宫中与皇帝密谈。久而久之,大司马官署宫中就成了惯例。

这样一来,帝国就有了两个政府。一个叫中朝(也叫内朝),在宫中;另一个叫外朝,在府中。外朝之首为丞相,中朝之魁为大司马。两套班子,共理朝政。

没错,一国两府。

其实就连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大司马位高权重,亲近皇帝,尚书们在宫中轮班值宿,随时听候召见,面呈奏章,亲聆圣旨,信息远较宫外朝臣灵通。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

从此,丞相更成了摆设。后来,就连这职衔也被取消,改成了别的。是不是真宰相,则全看是否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到东汉,更建立尚书台(又叫台阁或台省)。一国两府公开化,变成公府(三公府)和台阁(尚书台)。

这都是汉武帝开的坏头。

汉武帝却十分满意。他终于完成了集权大业:始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大权在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大展宏图。至于留下的无穷后患,则只能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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