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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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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得到提拔表面上是靠儒学,

但他是儒生也是文吏,

吃得开的原因是他既懂政治又懂业务。

可疑的独尊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从此,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

当然,秦制和秦政,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

这并不容易,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比如刘邦,是只要一看见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1]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欢的,据说是黄帝和老子,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2]

结果,闹出风波来了。

有一天,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要他给自己讲解《老子》。辕固却撇撇嘴说:那是家奴的书。

窦太后勃然大怒,下令让辕固到猪圈里去与猪搏斗。景帝无奈,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3]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尊儒岂不可疑?

当然。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纯儒。他迷信巫术,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大臣汲黯(读如急暗)就当面直言: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4]

同样,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是既贵黄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所谓“黄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

可见,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窦太后他们要的,也绝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否则,封建制倒是对的,郡县制反倒不对了。

这当然绝无可能。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汉战争之后,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城池毁灭,良田荒芜,人口锐减,民不聊生,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当时,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们甚至只能坐牛车。

于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厉行节俭,力求清静。因此到武帝继位,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田野里牛马成群,老百姓也人给家足,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都觉得丢人现眼了。[5]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尤其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诸侯王。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窜于各王国,摇唇鼓舌,兴风作浪。

对此,帝国岂能容忍!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前三个是法家,后两个是纵横家。[6]

显然,罢黜百家,并非罢黜道家。其实就连法家,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只不过,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

看来,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真正要消灭的,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何况她喜欢清静,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

那么,独尊儒术,是真的吗?

是。不过,是独尊,不是独存。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

问题是,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而且,始皇的焚书,武帝的尊儒,动机和说法都一样:天下大乱,皆因思想自由,言论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又岂能再众说纷纭?

一统天下,就不能百家争鸣。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只不过,秦始皇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汉武帝却对了路。

儒学,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这倒是跟法家一样。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专制,法家之治为刑治。结果怎么样呢?秦帝国二世而亡。

儒家则不同,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也就是说,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也有人情味。这样的统治,人民能够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权就稳固。君主和人民都满意,就双赢。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而且,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

这就是三纲五常。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也许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问题在于,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张封建制的,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

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7]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8]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

于是,叔孙通投奔项梁,后来又跟了刘邦。

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换成楚人的短衣。向刘邦推荐的人才,也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总之,叔孙通在汉王刘邦军中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儒家。

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汉高祖七年十月,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刘邦重赏叔孙通。

叔孙通却说: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

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9]

前面说过,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太牢)祭祀了孔子。[10]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

那么,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时代变了,儒学也得与时俱进。过去为邦国服务,现在为帝国服务。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贵族是熟悉礼仪的。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却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须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这两条叔孙通都有。他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权后,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过,必须投其所好,灵活变通。

所以,当刘邦南征北战时,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同样,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后来排练,刘邦也认为不难。其实哪里不难,不过删繁就简,做了调整而已。

结果是皆大欢喜。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也都改变态度,称他为“知当世之要务”的真圣人。

圣不圣,不好说。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孙弘也一样。

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堪称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对策,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汉武帝很受用。

公孙弘还有一招:遇到难办的事,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自己跟进。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公孙弘就马上改口。次数多了,汲黯忍无可忍,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斥责他不忠。

公孙弘却答:了解臣的认为忠,不了解的认为不忠。

汉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发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却用土布做被子,这是狡诈。

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

公孙弘答:汲黯所言属实。臣官居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却用土布做被子,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陛下明察,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莫过于汲黯。今日汲黯当廷责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认账。更何况,如果没有汲黯,陛下哪里知道这些?

结果,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西汉的惯例,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叫封侯拜相。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从公孙弘开始,先拜相后封侯的,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11]

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仕途即前途

的确,董仲舒和公孙弘,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论家,他回答了“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公孙弘是行动派,他解决了“怎样才能儒术独尊”。

怎样才能呢?

垄断仕途。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知道,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都由官员代理皇权。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

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所谓“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

问题是,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得慢慢来。

公孙弘的办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时,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五经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为儒家培养接班人。

公孙弘老谋深算。

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这样一来,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权力机关,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12]

军人政府,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

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武帝时五十,昭帝时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时千人,成帝时竟多达三千。

不难想象,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至少,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

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

知识阶层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因为士的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艺,无产业。他们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没有皮,就动乱。

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天下一统后,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流落民间,不知所从。如不妥善安置,岂非又要冒出范增、陈平和蒯通来?

这当然很糟糕。

实际上,武帝登基后,首先要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士,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现在好了。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帝国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读经,就能拜相封侯,荣华富贵,耀祖光宗。

显然,这是一种收买。

不过,帝国只收买儒生,却堪称高明。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事实上,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赤眉、黄巾、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因此,尽管两千多年以来,王朝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同样,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

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

是啊,儒家奉献知识忠诚,帝国开放官位俸禄;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但,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

的确,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然而在事实上,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因此,这是另一种“焚坑事业”。

是的。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目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只不过,秦始皇威胁,汉武帝利诱;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结果,始皇失败,武帝成功。[13]

然而汉武帝的成功,却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14]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赏和罚。始皇用罚故焚书,武帝用赏故尊儒。但,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

受辱,还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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