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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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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

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

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三纲五常

汉章帝建初四年(79),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1]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实,纲与常是两回事。

什么是纲?纲就是提网的总绳。总绳一提,网眼就张开了,这就叫“纲举目张”。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是三纲,那么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说,三纲是抓总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种理念如不管用,那就无法推行。五常却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与人为善,统统管用。

义、礼、智、信,也一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常既然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五伦,当然是伦常。

伦常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么是伦?伦就是秩序和类别。所以,人伦,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类别;伦理,就是区分类别并规范秩序的规定;伦常,则是伦理道德可执行可操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简易而朴素的,否则不可操作;第二,必须是恒定不变的,否则无所适从;第三,必须是正确或被说成是正确的,否则没有资格充当伦理道德的规范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寻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寻常就简易而朴素,当然管用,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伦常。

那么,五常又为什么具有这些品质?

儒家说,因为它们源于人性。

实际上,董仲舒的五常来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观念的发源地。孟子认为,它就在人心之中。因为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来的仁义礼智,就是共同价值。[2]

仁义礼智,是价值吗?

是,因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义就叫取义。而且,由于它们是最高价值,还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比方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三纲呢?也来自共同人性吗?

对不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没有半点儿人性依据。然而对于帝国,三纲却比五常更重要。只有确立了三纲,帝国的统治才会坚如磐石。

这个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则奈皇上何,奈儒家何,奈天下苍生何!

董仲舒该怎么办?

天人合一

人性中找不到的,就只能去向天要。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向年轻的天子呈交答案的。不过君臣二人似乎是书信来往。汉武帝下诏询问治国之道,董仲舒则上书提出对策。汉武帝三问,董仲舒三答,开篇就说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3]

五常,就在这里提了出来。

三纲的概念,则见于《春秋繁露》一书。这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据说,为了撰写这部巨著,他在书房的窗户上挂了帷幕,三年都不往园子里看上一眼。

那么,董仲舒又如何证明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这倒是耳熟能详的说法,却实在需要解释。

汉语中的天,英语或者翻译为Heaven(上苍),或者翻译为Nature(自然)。实际上在董仲舒这里,两种意思都有,因此应该是Nature加Heaven。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有三大特征。

首先,天是终极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者。它创造了世间一切事物,也决定着人的命运。比方说,谁当天子,谁坐天下,要不要改朝换代,等等。授予治权就叫天命,更换王朝则叫革命。所有的王朝,都不过奉天承运而已。[4]

诞育万物并当家做主的,是天。

但,天又不是上帝或安拉那样无形的神。它甚至就是自然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按照一定规律和规则结构而成的。物质有金木水火土,规律则是阴阳五行,因此天不是信仰的对象,反倒可以研究和琢磨。

什么是阴阳五行?

阴阳主要是《周易》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或宇宙的构成、运动和变化,总规律就是阴阳的关系。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有阴阳两面,它们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且阴会变成阳,阳会变成阴。

显然,这是哲学,不是信仰,就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数与数的和谐”。

五行也一样。它首先是五种物质或自然现象,同时又是两种关系,即相生相克。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则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岂非规律?[5]

有物质,有规律,可认识,岂非自然界?

然而这个自然界却有意志,有感情。春就是喜,夏就是乐,秋就是怒,冬就是哀。天命和革命,则体现了天的意志。天甚至还有道德,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载物。[6]

既是自然界,又是有情人,还是主宰者,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而且,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

这样一种存在,不要说西方人,就连现代中国人恐怕也很难理解。明明就是创世主,却又不是创世神;明明就是自然界,却又有喜怒哀乐,你说是什么?

也只能叫老天爷。

是的,一个好心肠又爱发脾气的老爷子,却绝非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那样的人格神。他可能跟上帝或安拉一样也是无形的,却又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感情。

这样的天,其实就是人。

唯其如此,董仲舒才说“天人一也”。[7]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是同构的。比方说,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三百六十六小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大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昼夜,人有睁眼闭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岂非同构?[8]

同构则感应。所以,社会和谐,则风调雨顺;民怨沸腾,则天崩地裂。因为天与人不但同构,而且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这就是正宗原装完整版的“天人合一”。

问题是,这套说辞有什么意义呢?

以天道说人道。

话,首先是说给统治者听的。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读《春秋》,最感到惊心动魄的,就是如果君王无道,上天便会先用灾害来谴责,再用怪异来警示。倘若冥顽不化、屡教不改,那就要发动革命来进行惩罚了。[9]

汉武帝读到这里,恐怕着实吓了一跳。

好在董仲舒又说,如果君王有道,则会出现祥瑞(凤凰或麒麟之类),证明当今圣上是尧舜之君。

汉武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董仲舒这样说,很可能有一种良苦用心,那就是借用皇天限制皇权。是啊,天子的治权既然来自天命,就不能弄得天怒人怨,知识分子也就有了发言的权利和理由。

这是备受后世赞扬的一点。

可惜董仲舒没有想到,他用来对付皇帝的,皇帝也可以用来对付臣民。比方说,要除掉某个并无过错又看不顺眼的大臣,便可以使用“天厌之”的名义。

中国的皇帝,可不是狄奥多西。

更何况,要让皇帝服从天意,就得承认他是天子,并以皇天上帝的名义赋予他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力。

三纲之说应运而生。

需要说明的是,把三纲理解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是白虎观会议以后的事,董仲舒说的只是三种关系。只不过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所以是纲。

那么,为什么是三纲,不是四纲或五纲?

因为要以自然说社会。汉儒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无非天、地、人,叫三才。三才对应的当然是三纲。换句话说,君臣就是天道,父子就是地道,夫妻就是人道。

这就叫“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纲;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是社会伦理。后者高于前者,因此纲为三,常为五,就像三皇五帝,三王五霸。[10]

呵呵,中国人的说法,总是三五成群的。

剩下的工作是解释。

解释三纲的是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主宰和支配阴的,阴离开阳则不能存在。所以,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这就是“王道之三纲”,而且“可求于天”。[11]

五常则利用五行来解释:仁为东方之木,义为西方之金,礼为南方之火,智为北方之水,信为居中之土。只不过,这个解释是《白虎通》的,不是董仲舒的。[12]

这样一来,三纲五常就变成了一种“天启道德”。由于来自天启,也就具有了类似于天启宗教的性质。儒学有如神学,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儒家思想和礼乐教化被称为“儒教”,并非全无道理。[13]

看来,汉武帝时代的两位大儒都不再纯粹。公孙弘当然是官场老油条,董仲舒则更像一个巫师和道士。而且正是他开创的今文经学派,还把儒术变成了巫术。

那可又是一台好戏。

政治化巫术

公元56年,也就是罗马的尼禄皇帝上台后两年,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封禅泰山,修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读如衬)于天下。

第二年,光武帝驾崩,享年六十二岁。

也就是说,这是他最后的动作。

明堂是宣明政教之处,灵台是夜观天象之台,辟雍则是天子的学宫。起明堂,筑灵台,建辟雍,自然是为了从武功转向文治,与天下臣民共享太平。

那么,图谶又是什么东西?

谶,就是谜语式的预言,且由来已久。据说秦代就有“亡秦者胡”的谶语,结果秦始皇花大力气对付匈奴,却没想到亡秦之胡不是胡人,而是胡亥。

这就真不知道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了。

不过民间是相信的,就像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我们民族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还多灾多难。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安全没有保障,精神失去寄托,灵魂无处安顿,就只有相信谶语、八字和风水。

后来统治者也信了,带头的是王莽。

王莽为什么相信?因为他就是靠这玩意当上真皇帝的。当然,把王莽扶上帝位的,除了谶语还有符瑞(吉祥物),比如那块白石头(请参看本书第三章)。

何况这并非没有理论依据。《礼记·中庸》就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儒家经典都承认的,王莽当然可以相信。

实际上孔子虽然不谈神怪,儒家却相信世界上有天赐神物。他们说,伏羲的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上有绿图,叫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上有丹书,叫洛书。这就是所谓“河出图,洛出书”。[14]

其实这事孔子也相信。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只麒麟被猎获打死。孔子就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我可是没什么希望了,我的主张也走到头了![15]

这就是图谶的来历。

图谶,就是河图、洛书加谶语。

此外还有纬。

纬,就是纬书。所谓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叫经。其他各派诸子百家的,则叫子。另外,史学著作叫史,文学著作叫集,合起来就叫经史子集。

经,原本是纺织品上的纵线,横线则叫纬。所以,从理论上讲,有经就该有纬。《诗》、《书》、《礼》、《易》、《春秋》都被定为经了,纬在哪里呢?

也只能伪造一批。

于是汉儒谎称,孔子当年曾配合六经,秘密地撰写了一些纬书传给后世,现在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就像出土文物。这些纬书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乾凿度》、《考灵曜》、《含神雾》、《感精符》,一看就是装神弄鬼。[16]

这样的“伪书”当中,自然少不了谶语,否则也没有伪造的必要。这就叫谶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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