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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礼坏乐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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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

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

田陈则收买人心。

南方,北方

灭吴以后,勾践也称霸了。

这是最后的霸主。据《史记》,胜利了的越王勾践带兵北渡淮河,与齐、晋诸国国君会盟于徐州(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周元王也来凑热闹,派人赐以胙肉,封为侯伯。由于有周天子的认证,勾践可谓“真霸主”。相比较而言,吴王阖闾则只能算是“准霸主”。[1]

可惜此事《左传》和《国语》同样没有记载,因此勾践这个真霸主,反倒比阖闾那个准霸主还可疑。其实这一点并无所谓。因为此时不但王权时代已经过去,就连霸权时代也进入尾声。即将开始的,是强权时代。勾践之霸,乃一个时代的强弩之末。他的子孙无所作为,也不奇怪。

但,把不同版本的春秋霸主排在一起,则是有趣的: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图霸;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称霸;

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称霸;[2]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称霸;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称霸。

这七个人,宋襄公其实不能算数。剩下的六个,前三后三。前三,齐桓、晋文、秦穆,都在北方;后三,楚庄、阖闾、勾践,都在南方。因此春秋的争霸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是北方的时代,后半段是南方的时代。[3]

南方三霸,都是蛮夷。

不过蛮夷跟蛮夷,也有区别。楚与中原诸夏发生关系最早,西周初年就已受封,春秋之始已是南方之强,后来更成为天下霸主,便由蛮夷变成华夏。楚在南方崛起最早,与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不无关系。

吴的兴起则晚得多。他们要到楚庄王称霸以后,才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露脸。而且如前所述,这还要拜楚人的错误所赐。他们若不逼反巫臣,又哪有吴人的日新月异?[4]

但即便如此,吴人直到春秋晚期也仍是蛮夷习俗,依然断发文身,更无礼乐可言,甚至还会闹出笑话来。[5]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吴王夫差联合鲁国讨伐齐人,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市)。夫差为了对鲁国司马州仇表示欣赏,竟赐给他盔甲和宝剑。州仇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因为按照华夏礼仪,君赐臣剑,是要臣下自尽。最后还是孔子的学生、外交官子贡出来打圆场,代这位鲁国司马答谢,说“州仇奉甲从君”,这才应付过去。[6]

越的文化更落后,是“断发文身”兼“徒跣不履”,也就是头发剪短,身上刺青,光脚不穿鞋,语言与诸夏更不相通。他们参与国际性角逐,是在春秋晚期,而且一开始只是楚人的跟班,名次还排在顿国、沈国和徐国的后面。[7]

范蠡的自述就更为凄凉。

灭吴之战,勾践围吴三年,吴人不战而败。吴王夫差派王孙雒(读如洛,亦同洛)前去求和,范蠡却拎着鼓槌提着战鼓去应对。王孙雒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王孙雒说:尊敬的范先生范大夫啊,助天为虐不吉祥。如今吴国的稻子被螃蟹吃得连种都留不下,贵国就不怕不祥吗?

范蠡则不无悲愤地回答说:亲爱的王孙大夫啊,我们越国的先君,在周天子那里连个子爵的地位都得不到,这才躲到东海之滨,与蜥蜴、鳄鱼、虾蟹、龟鳖为伍,像青蛙一样生活。我们虽然很惭愧地长了一张人脸,其实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哪里听得懂你说的那些人话呢?[8]

看来,越人不但文化落后,还因此受过歧视。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越、吴、楚,虽然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一个比一个更是蛮夷,但国运的兴衰,霸权的兴替,却像老百姓堆柴火,后来者居上。先是吴胜楚,后是越灭吴。吴胜楚,是在楚灵王死后不过二十三年;越灭吴,也只在阖闾死后二十三年。无乃过速乎?无乃神奇乎?

齐、秦、晋做不到的,吴做到了;楚做不到的,越做到了。蛮夷小邦的勃然兴起,真是锐不可当。难道世事的变化真如民谚所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难道后起之秀吴和越,真是“秤砣虽小压千斤”?难道一个邦国或族群,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斗不过那些蛮族?

难讲。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创造或改写历史的。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事实上蛮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又霸又蛮。他们血气方刚,生机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

所以,希腊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被罗马征服,罗马则被文明程度更低的日耳曼诸族所灭。也所以,夫差见了勾践,就像宋襄公遇到了楚成王,有理说不清。越能胜吴,确实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过,吴国这颗冉冉升起又很快陨落的新星,固然堪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夜之间跳了龙门的越国同样难逃一死。最后真正强大起来的,不是越,更不是吴,甚至不是晋,而是齐、秦、楚。[9]

这实在意味深长。

黄河,长江

不妨再看春秋诸霸。

春秋诸霸有三个特点。第一,除晋国外,都不姓姬。齐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读如米)。吴号称姓姬,越号称姓姒(读如四),其实无姓。第二,除晋和宋在中国(中原)外,其余都在边缘。齐在东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蛮,吴和越在百越。第三,称霸的顺序,是先黄河后长江。具体地说,是先在黄河下游(齐),然后黄河中游(晋和宋),然后黄河上游(秦),然后长江中游(楚),最后长江下游(吴和越)。

这可堪称“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连接起黄河长江的,是晋和楚。实际上从晋文公到楚灵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晋楚两国轮流坐庄的。这一百年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晋国主霸、晋衰楚强、晋楚相争、晋霸复兴、晋楚共霸五个阶段。其间,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晋国的霸主地位只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同样,由于晋国南下联吴,楚国也扩张受阻,野心难以实现。[10]

这才有了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的弭兵大会,中原地区暂时获得了和平。历史的舞台,则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演出的大戏,也由齐、宋、晋、秦、楚“五侯争霸”,变成楚、吴、越“三国演义”。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晋国南下联吴,都意义重大。

意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是文化的。我们知道,作为春秋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国,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吴国虽然自称姬周之后,却其实可疑,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相反,他们“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却是事实。可见,就算吴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蛮夷同化,因此“弃在海滨,不与姬通”。[11]

问题是几百年过去,他们都一直不与姬通,现在为什么通了?因为深知落后就会挨打,这才锐意学习中原诸夏。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甚至专程前往保存两周礼乐最完整的鲁国,在那里观摩学习,对周礼周乐顶礼膜拜,其热情一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时代,吴国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经“比于诸华”,跻身于华夏民族之林了。[12]

吴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族群对先进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姬周胄裔。那与其说是对自己历史的远古记忆,不如说是对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诸姬、诸夏、诸华为什么会认可吴人的说法,那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个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晓。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有三个唯一。其中之一,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所谓“第一代文明”,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的,包括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13]

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

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

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之所在,称为“中国”。中国与华夏合起来,叫“中华”。

那么,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什么?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

因此,遵守周礼的中原诸侯自称中国,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吴、越看作蛮夷(楚、吴、越则称前者为中国或上国)。甚至就连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也被看作戎狄。[14]

然而争霸战争把这个成见打破了。在黄河与长江的交响中,华夏改造着蛮夷,蛮夷也影响着华夏。最后,秦、楚、吴、越,包括被他们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蛮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来。中国的范围扩大了,华夏的队伍也壮大了。百川归海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容,更是延续和推进。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时,是解体。

解体也是必然的。首先受到冲击的,则是封建制或邦国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仅是封邦建国,也包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按照传统文化,这才叫“天下有道”。[15]

但这是王权时代的事。到霸权时代,则征伐皆自诸侯出。这本身就是礼坏乐崩。何况蛮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只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争霸,就不能墨守成规。井田、宗法、封建、礼乐这四大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吗?两周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还能再保持吗?

实际上,楚、吴、越三个蛮族的次第称霸,本身就意味着两周的制度和文化风光不再。所有的传统都面临挑战,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后是晋公室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春风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华夏锐气不足,太新锐的蛮夷底气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率先华夏化的蛮夷——齐、秦、楚。

那就来看他们如何洗牌。

子产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名侨。因为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侨。子产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天赋。鲁襄公八年(前565),他的父亲、郑国司马子国伐蔡成功,举国欢天喜地,只有子产不以为然。子产说,一个小国,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蔡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打了蔡国,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顺从了楚国,晋国就会来报复,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晋国和楚国都来伐郑,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子产还很年轻。因此父亲痛骂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言中,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伐郑,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结盟讲和。两年后,国难未已,家难又起。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子产闻讯,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然后带兵平叛。郑国国人,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后,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就开始政改,作封洫(读如恤),作丘赋,铸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作丘赋,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税制。因为税(出钱)和赋(出力),都与土地有关。

这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国内骂声一片。作封洫时,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算我的家产好收费,量我的耕地好收税。谁要能够杀子产,我就跟他去站队!作丘赋时,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老爹变成冤鬼,自己去做蝎尾!此人发号施令,邦国悔无可悔![18]

然而子产不为所动。

子产的说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说,只要对邦国有利,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19]

因此,子产也不钳制言论。当时,郑国人喜欢在晚上到学校里去聚会,因为春秋时期的学校同时也是俱乐部。国人聚在一起,说三道四,难免议论朝政。于是有人便建议子产把学校关了。子产说,为什么要关闭呢?让他们议论好了。他们拥护的,我就大力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适当修改。利用公权力,当然可以不准大家说话。但那样做,有好处吗?[20]

事实上子产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尝到了甜头。这个时候,又有人编了歌谣来夸他:我的子弟,子产教诲;我的粮产,子产加倍。子产死了,谁来接位?[21]

所谓民意,不过如此。

但子产的政改,还是触动了根本,尤其是铸刑鼎。铸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条款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对于东西两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坏都是颠覆性的。因此,晋国政治家叔向便写信给子产提出批评。

叔向说,先王以礼治国,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众有不轨之心,这才主张效法圣人以德治国。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众而不生祸乱。相反,如果制定法律还公之于众,民众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长,只知道律条不知道礼仪,甚至咬文嚼字来规避惩罚。那样一来,不就乱了吗?在下听说,国之将亡,必行改革,说的就是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险。

这危险,就是礼坏乐崩。

对此,子产的态度是不争论。他回信说:侨无能,不敢听命,也不敢不拜谢!

其实子产未必一定喜欢法治,但也不认为德治和礼治完美无缺。这是有实践可以证明的。鲁昭公元年(前541),郑国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得漂亮,有两位公孙都想娶她。公孙楚原本已经下了聘书,公孙黑却又强行去送彩礼。徐吾犯左右为难,请执政子产做主。子产说,这是国家没有治理好,不该让大夫您为难。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徐吾犯照办,两位公孙也先后如约来到徐吾犯家。公孙黑盛装打扮,厚礼相送;公孙楚穿着军装进来,左右开弓射了几箭,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战车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说,公孙黑确实漂亮极了,但公孙楚更像男子汉。

于是她嫁给了公孙楚。

然而公孙黑却不肯罢休,居然闯进公孙楚家,准备杀了公孙楚再抢人,结果被公孙楚用戈击伤。此案如在法治社会,一点都不难处理。公孙黑无理取闹,强入民宅,涉嫌杀人和强夺他人之妻,公孙楚则是正当防卫。然而按照礼治原则,却只能判公孙楚败诉。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且年长为兄;公孙楚是下大夫,且年轻为弟。因此子产将公孙楚驱逐出境,算是维护了礼。

想来这事一定让子产纠结。因此第二年公孙黑涉嫌谋反,子产就毫不留情判他自尽,而且把与公孙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状之一。公孙黑说,我创伤复发,早晚会死,请不要助天为虐。子产说,人谁不死?恶人不得好死,这是天命。本执政不助天,难道助恶人不成?再不快死,刽子手就来了。公孙黑无奈,只好自己吊死。子产又让他暴尸街头,身上还放着陈述其罪状的木简。[23]

这事发生在铸刑鼎的三年前。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铸刑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事实上,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德治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详加论述。[24]

鲁国政变

子产政改的同时,鲁国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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