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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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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注释

本卷所引史实均据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

第一章

[1]见《后汉书》之《孝灵帝纪》与《宦者列传》。

[2]公元135年,梁冀之父梁商任大将军;公元141年,梁冀继任大将军;公元159年,梁冀失败自杀。梁冀的两个妹夫是汉顺帝和汉桓帝,所立为汉质帝和汉桓帝,所杀为汉质帝。

[3]见《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4]以上见《后汉书》之《皇后纪》与《何进传》。

[5]见《三国志·袁绍传》、《后汉书·袁绍传》。

[6]见《后汉书》之《何进传》与《宦者列传》。

[7]何进被杀,是在中平六年(189)八月。刘辩被杀,是在初平元年(190)正月。刘辩被废被杀后,东汉名义上还延续了三十年,却名存实亡。宦官作为势力集团影响政治,则要到中晚唐和明代。

[8]外戚与宦官的前五次斗争是: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消灭窦宪,窦宪自杀;公元121年,汉安帝与李闰共灭邓骘,邓骘自杀;公元125年,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拥立汉顺帝,阎显被杀;公元159年,汉桓帝与唐衡等共灭梁冀,梁冀自杀;公元168年,宦官曹节等五人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9]袁绍的高祖父袁安,是汉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故号称“四世三公”。

[10]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11]见《后汉书》之《孝灵帝纪》、《窦武传》、《陈蕃传》。

[12]见《后汉书·何进传》。

[13]见《后汉书·董卓传》。

[14]见《后汉书·种劭传》。

[15]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16]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献帝纪》和《英雄记》。

[17]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8]这一年有四个年号。汉灵帝去世前为中平六年,刘辩继位后改元光熹,从黄河岸边回宫后改元昭宁,被废后改元永汉。

[19]董卓入京,是在这年八月庚午,换皇帝则在九月甲戌。

[20]见《后汉书·董卓传》。

[21]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为陈蕃和窦武等党人恢复名誉,并重用其子孙。

[22]见《后汉书·蔡邕传》。

[23]关于这段史实,《三国志·袁绍传》的说法是:“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拔刀相向事见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这一说法虽然裴松之认为不实(此语妄之甚矣),但被《后汉书》采信,行文略有不同,请参看。

[24]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25]见《三国志·武帝纪》。联军被称作“关东义军”,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函谷关以东。

[26]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27]见《三国志·袁绍传》。

[28]见《三国志·董卓传》。

[29]见《后汉书》之《袁术传》、《刘表传》、《刘焉传》。

[30]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31]见《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世语》。

[32]董卓曾拜曹操为骁骑校尉,被曹操拒绝,并逃出洛阳。联军成立后,袁绍任命曹操“行奋武将军”。见《三国志·武帝纪》。

[33]见《三国志·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34]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5]本卷所述曹操事迹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武帝纪》。

[36]见《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魏书》。

[37]见《三国志·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38]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时汉献帝已被董卓劫持到长安。

[39]见《三国志·荀彧传》。

[40]见《三国志·荀攸传》。

[41]见《三国志·程昱传》。

[42]事见《三国志·郭嘉传》。另据《三国志·荀彧传》,荀推荐郭嘉是在建安元年,曹操担任司空也在这年。郭嘉职位为司空祭酒,也可证郭嘉到曹操手下应在此年。

第二章

[1]貂蝉是元代戏剧家编出来的。杂剧《连环计》说,貂蝉姓任,是任昂的女儿,名红昌,因为在皇宫里管貂蝉冠,所以叫貂蝉。在《三国演义》中,吕布杀董卓被说成是王允施了美人计和离间计。

[2]王允事请参看《后汉书·王允传》。

[3]见《三国志·吕布传》。

[4]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5]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但此事裴松之认为不实。

[6]见《三国志·毛传》。

[7]董昭事见《三国志·董昭传》。董昭在三国中可能连次要人物也够不上(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但他戏份虽然不重,每次出场却都在节骨眼上。曹操的迎奉天子和后来成为魏公、魏王,便都与他有关。详见拙著《品三国》。

[8]见《三国志·董昭传》。

[9]见《曹操集·上杂物疏》。

[10]汉制,列侯三级,亭侯之上是乡侯,乡侯之上是县侯。

[11]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12]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毛的说法;奉天子以令天下,是贾诩的说法。见《三国志》之《毛传》和《贾诩传》。

[13]诸葛亮的说法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孙权方面的说法见《三国志·周瑜传》。

[14]田丰的说法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沮授的说法见于《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的说法在前,田丰的说法在后。

[15]见《三国志·荀彧传》。

[16]见《三国志·袁绍传》。

[17]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18]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都“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19]见《后汉书·袁绍传》。

[20]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21]据《三国志·张绣传》正文及裴松之注引《傅子》,当时曹操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一是强纳张绣的婶婶为妾,这让张绣感到屈辱;二是拉拢张绣的贴身部将胡车儿,这使张绣感到威胁。曹操听说张绣不满,恐怕变生不测,也起了杀心,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于是张绣突然反叛。

[22]贾诩事见《三国志·张绣传》。本次事件的设计是:张绣采纳贾诩的计策,对曹操说部队要移动一下,又说军车少,载重多,请求允许让军士们把铠甲都穿在身上,武器都拿在手中。曹操没有怀疑,照准。结果张绣的部队路过曹营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见《三国志·张绣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23]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24]张绣投降在建安四年十一月,见《三国志·武帝纪》。

[25]传国玉玺是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的,后来被孙坚获得,又被袁术从孙坚夫人那里强行夺了过去,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26]袁术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27]见《三国志·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28]见《三国志·吕布传》。

[29]刘备事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30]关于郭嘉的意见,《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用了两种说法。《魏书》的说法是,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问计于郭嘉,郭嘉表示不能杀刘备。《傅子》的说法则是,郭嘉主动去找曹操,说:“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但当时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就没有听郭嘉的。等到刘备公开背叛曹操时,曹操便“恨不用嘉之言”。因此周泽雄先生认为,郭嘉的意见是软禁。

[31]见《三国志·武帝纪》。

[32]见《三国志》之《董昭传》和《程昱传》。

[33]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吕布传》、《后汉书·孔融传》、《三国志·太史慈传》。

[34]刘备的五易其主是: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

[35]见《三国志·先主传》。《三国演义》移花接木,让曹操称袁术“冢中枯骨”,是不确的。如果袁术已是“冢中枯骨”,又何必说“吾早晚必擒之”?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拙著《品三国》。

[36]见《三国志·先主传》,原文为:“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说:“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三国演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即据此改编。

[37]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说,如果刘备、董承他们“立券书名”是实,而且曹操征刘备就因“衣带诏”一案而起,那么,曹操在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和关羽以后,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也不会由着关羽带着嫂子和侄子一走了之了。因此陈先生认为,就连这个“衣带诏”,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伪造,也很难说。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则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讨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8]见《三国志·武帝纪》。

[39]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40]见《三国志·先主传》。

[41]袁绍的讨曹檄文见《后汉书·袁绍传》。

[42]见《三国志·武帝纪》。

[43]见《三国志·荀传》。

[44]见《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45]见《三国志·武帝纪》。

[46]见《三国志·贾诩传》。

[47]见《三国志·先主传》。

[48]关于许攸叛逃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三国志·武帝纪》称“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荀彧传》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习凿齿《汉晋春秋》称袁绍不听许攸抄小路前往许都劫持天子的建议,许攸怒而投奔曹操。

[49]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50]见《三国志·张郃传》。

[51]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52]曹操的一系列法令包括:建安八年八月“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己酉令”,“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庚申令”,九年九月的“抑制兼并令”,十一年十月的“求直言令”,十二年二月的“封功臣令”,十四年七月的“存恤令”,十五年春的“求贤令”,十二月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分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诸书。

[53]请参看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

第三章

[1]见《三国志·刘繇传》。

[2]见《三国志·先主传》,《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见《三国志·郭嘉传》。

[4]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去世在初平三年(192),孙策去世在建安五年(200),年二十六岁,可知孙策接班时十八岁。据《三国志·吴主传》,孙权去世是在魏嘉平四年(252),年七十一岁,可知孙权接班时十九岁。

[5]官渡之战后,曹操两次打算伐刘表。一次在建安六年(201)春,被荀谏止;一次在建安八年(203)秋,被荀攸谏止。劝谏的原因,是袁绍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

[6]见《三国志·刘表传》。

[7]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汉魏春秋》。

[8]以上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和《九州春秋》。

[1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11]见《三国志·陈登传》。

[12]请参看《后汉书·逸民列传》。

[13]见诸葛亮《出师表》。

[14]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5]见《三国志·先主传》。

[16]荆州七郡为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郡则废置无定。

[17]以上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8]见《三国志·武帝纪》。

[1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0]同上。

[21]孙吴立国五十一年,曹魏四十六年,蜀汉四十二年。

[22]本章所述鲁肃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鲁肃传》。

[23]此事《三国志·鲁肃传》的说法是“得曹公欲东之问”,曹操的信则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关于此信的真伪,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4]见《三国志·周瑜传》及《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25]《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在鲁肃谈话之前,是不对的,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6]以下对话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7]本章所述周瑜事迹,如无另注,均请见《三国志·周瑜传》。

[28]见《三国志·鲁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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