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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武侯治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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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周则表示敢打包票。他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曹魏肯定受降,也必须受降,还得给我们礼遇。如果不封土赐爵给陛下,我谯周愿前往京师据理力争。

于是刘禅开门投降,曹魏方面果然客客气气。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谯周也被封为列侯。当然,他在历史上少不了要背上“卖国”的罪名。

那么,谯周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当“卖国贼”?

因为痛恨蜀汉政权。

博古通今的谯周,其实是个安贫乐道的读书人。他身材高大又其貌不扬,心直口快又不修边幅。所以,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会笑,就连诸葛亮都忍不住。[18]

谯周却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而且,由于刘禅随即就下达了禁令,得以从成都前去拜祭吊唁的也只有他。

但,谯周虽然敬重诸葛亮,政治立场却是反对蜀汉政权的。持同样立场的还有广汉人彭羕(读如样)、蜀郡人张裕、梓潼涪县人杜微、巴西阆中人周舒、蜀郡成都人杜琼,再加上巴西西充人谯周,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这是一个亲曹反刘的益州士族联盟。其中,张裕被刘备所杀,彭羕被诸葛亮所杀,杜微拒不合作,周舒、杜琼和谯周则四处散布曹魏必胜蜀汉必亡的言论。

最先散布此类言论的是周舒和杜琼,后来成为意见领袖的则是谯周。他对人们说,刘备的“备”是什么意思?足够了!刘禅的“禅”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曹魏的“曹”又是什么意思?众多,高大。谯周说:众多而高大的天下归心;早已足够又准备禅让的,还有什么后路和前途吗?

这就叫: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谯周这谶语是写在刘禅宫中柱子上的。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20]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271)。那时就连曹魏也已灭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马炎。

刘禅死得比曹魏还晚。

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拒绝了曹魏的诱降后战死,时年三十七岁。义不受辱以身殉国的,则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谌。他在父皇决定投降后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23]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4]

所有这些,诸葛亮都想得到吗?

东吴之路

诸葛亮没想到的,孙权想到了。

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是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蜀汉亡于公元263年,曹魏亡于公元265年,孙吴则亡于公元280年,比曹魏晚了十五年,比蜀汉晚了十七年。

吴与蜀的亡国之君,表现也迥异。

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刘禅却嬉笑自若。于是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

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过了几天,司马昭又问了一次。

这回刘禅不再说“乐不思蜀”了。他按照旧臣郤正(郤读如戏)教的那样,正襟危坐流着眼泪回答:先人的坟墓在那里,心中悲痛,没有一天不想念。

说完,便把眼睛闭了起来。

司马昭大为怀疑,说:这怎么像是郤正教的呀?

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猜对了,就是他!

结果所有的人都笑。[25]

当然,司马昭也不再防范刘禅。

降晋的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却倒驴不倒架。他到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指着他的座位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很久了。

孙皓居然反唇相讥: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26]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没错,刘禅也许是庸人(其实未必),孙皓却是暴君。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吴国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至于他在司马炎那里的表现,则与其说是骨气,不如说是张狂,因为他张狂惯了。[27]

孙权的治国水平也比不上诸葛亮。在他生前,儿子们就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国家差一点分裂。结果是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还连累一大批重臣被贬被抓被杀被痛打,丞相陆逊则活活气死在病床上。[28]

至于孙权死后,更是一塌糊涂。第二任皇帝孙亮是孙权的第七个儿子,继位时只有十岁,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了台,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逼死或者毒杀。

第三任皇帝孙休,是第二任皇帝孙亮的哥哥。此人倒是正常死亡,却只有三十岁。而且,他谋杀弟弟孙亮一事也遭了报应,自己的皇后和儿子被第四任皇帝所杀。

这个第四任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孙皓。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和则是孙休的哥哥。也就是说,孙皓杀的,是自己的婶娘和堂弟。此外,他还杀了孙权的第五个儿子、自己的叔叔孙奋。至于孙皓的父亲孙和,则被孙坚的弟弟孙静的曾孙孙峻所杀。

这就是东吴政权:父亲杀儿子(孙权杀孙霸),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儿杀叔叔(孙皓杀孙奋),宗室杀皇族(孙峻杀孙和),不折不扣的骨肉相残。

奇怪!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最后灭亡呢?

原因仍在孙权。

实际上,孙权接班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张昭等人都以为孙策会把权力交给老三孙翊(读如义),因为孙翊像孙策。然而孙策却选择了孙权。他对孙权说,打江山夺天下,你不如我;搞政治保江东,我不如你。[29]

孙策看中的,就是孙权不像自己。

即便如此,孙策还是放心不下,又托孤于张昭。孙策说,如果仲谋无法承担重任,请先生接过江东![30]

没错,原文就是“君便自取之”,跟刘备托孤一样。

当然,张昭不是诸葛亮,孙权也不是刘禅。但孙策和刘备的忧虑却如出一辙,他们担心的都是地方势力。

跟刘备开创的蜀汉王朝一样,孙策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还是靠武力强行建立的。事实上,孙家虽然也是吴人,却不是士族而是寒族。孙坚发迹的地方也不在江东而在江西,自己还是袁术的部下。因此,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过江归来时,遇到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31]

江东并不承认孙策是自己人。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画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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