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生产力，说的就是物质层面。

但是，生产力层次推动社会制度的过程是间接的，而思想理论则是直接缔造社会制度的纲领。

毕竟，就算是发展到社会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时，也需要有思想指导才能构建更新的更加健全的社会制度。

而历来历史表明，哪一个国家率先进入先进的制度，哪一个国家的升查理就能够领先于实行落后制度的国家。

也就是说，越早的能够发展处先进的社会制度无疑是有绝对的优势的。既然是要早，自然是不能等到兵临城下，社会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再去推动新的合适的社会制度出现。诸如清末被吊打了，采取研究维新之类的事情，亡羊补牢，却是为时已晚。

所以说，这个时候思想的先进性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原始社会起，几大文明古国率先进入‘神主社会’，表明了他们更早的学会了思考，也能够以‘神’的名义组成大规模的社会体制——‘国家’。因此，他们能够迅速提高社会升查理，兵遥遥领先于那些还处于‘蛮主社会’的团体。

‘神主社会’之所以比‘蛮主社会’先进，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这时候人类学会了思考。尽管‘神学’这种思考很大程度上来说是非科学的。但是这却是人类为‘求知’跨出的第一步。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显然是从懵懂无知的阶段向着求知的方向过渡，这个时候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时显而易见的。

制度的领先让古国的发达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

所以说，思想的指导作用是有绝对的领先意义的。

当然，刚刚也说了，思想的先进性虽然必要，但是可操作性乃至是实际实行的过程却是思想家当初可能没考虑好的问题，导致思想本身是有着绝对的优越性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的时候反而可能是适得其反。

就像是前文提到过的董仲舒，现在被世人骂的不要不要的，实际上来说，他提出的理念压根就不是那种纯粹的谄媚帝王，压制百姓的思想。只是在运用的过程中，被人所扭曲罢了。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董仲舒的本意，那根本就是民本思想的拥护者，而在操作的过程中，却变成了君权神授，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在思想上统一。所谓什么宣扬，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臣民。全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

其实不过是在操作过程中皇帝为了树立权威而宣扬的罢了。从董仲舒自己的言论之中，根本没有这种说法。

那么回过来说，汉末当时，或者说是历朝历代，民本的思想还是有着一定的市场的。若是大家都彻彻底底的被君本思想所洗脑，认为皇帝说什么都是对的，那就没有什么造反之类的事情了，就看皇帝一个人折腾好了。

而持有君本观点的不是没有，法家关于君民关系的两大核心思想便是“法自君出”和“强国弱民”。这两个观点在理论基础上直接确定了君王在君民关系中绝对的优势地位，秦国有实力统一中原，很大关系上与这两个观点有关。

法自君出”，从字面上便可以看出君王的地位已经高于法律，君王成为了法律的来源，对于法律也有最高的解释权力，使得秦国建立起了一种极端的政治体制，便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取决于上”，满足了君王的各种要求和欲望，同时也保障了君王的任何命令都能被下级官员无条件的执行，如果官员无法顺从或者有效的执行君王的命令，那只有受到严刑。通过这种强权政治，秦国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而且商鞅的“奖励耕战”也从理论上为“法自君出”的观点承担了大部分压力。

法家在君民关系上，更加倾向于帝王的作用，对于人民更多的是压迫奴役，这种关系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关系，物极必反，秦王朝的覆灭便是最好的例子，短期内运用法家的观点确实可以保证国家的强大繁荣，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法家的这种思想会加速一个王朝的覆灭。

当然，这么说不免有夸大的嫌疑。毕竟大家也都之上，秦法终究是有些严苛过分了。如何在这其中把握到平衡点，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