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魏国忠献公韩琦在自己府第池塘之上，建造了一座厅堂，取名为“醉白”。取自白居易《池上》一诗，作醉白堂歌。意思好像是羡慕白居易并且认为自己有不及白居易的地方。天下士人，听说后心生疑虑，认为忠献公已经无愧于商代的伊尹和西周的周公旦，却还羡慕白乐天，是何道理？

他们的议论让人感到好笑，我以为：忠献公哪里只是羡慕白乐天啊，是想做一个普通人却得不到的一种感慨。上苍降生这么一个人，将要让他担当天下重任，那么受冻的人找他求衣穿，挨饿的人找他要饭吃。凡是不能满足的都想要得到满足。如果要做到有求必应，那他忠献公将穷于应付。将一辈子处在辛勤劳苦之中，遭遇各种利害冲突。这难道是一个凡人所愿意做的吗？忠献公治理国家已经辅佐三个皇帝。晚年萌生告老还乡的强烈愿望，可是大家一起挽留他，请他继续任职，他也无法弃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对白乐天的自由自在产生羡慕之情，那是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是，若要把白乐天和忠献公的平生行事放在一起比较，人生收获的大小多少，相信定会有公允无欺的评论：治理天下，平定叛乱，安抚国家，却不居功自傲；渴求贤才，拿爵禄赏赐天下英豪，而世人并不知道对他感恩；勇于为国征战，安定六军遥远边陲地域的人也仰慕他的风采，而国家安危系于一身。这些都是忠献公做到的，而白乐天做不到。在自己身体强健时乞求告老还乡，退隐田园十五年，每天和朋友们饮酒赋诗，尽享山水田园之乐趣；家里有穿不完的布帛，吃不完的粮食，歌舞作乐享受不尽，这些就是白乐天所拥有的，而忠献公享受不到这些。忠诚言论，美好计谋，为国家效劳，而且灿烂的文采在后代显露；处境困穷，不改变操守，道德人品比古人还高，这些方面，忠献公和白乐天都是一样的拥有。忠献公既不因为自己所拥有的而自夸，也不因为自己所缺少的而自卑。而是推崇两人共同的地方作为寄托。

当他在一醉之中寄托自己的情怀，看淡得失，忘记祸福，混淆贵贱，等同贤愚，笑对世间万物。完全融入自然之中，不仅仅是和白乐天相比较。古代君子对自己品德要求高尚，对个人身名要求低廉。因此，他们实际才能超过名声，为此世人对他们盛赞不厌。圣人如孔子，却把自己比为左丘明，自认为不如学生颜渊。后世君子，他们的实际才能不能达到，可是都有奢求名声的愿望。臧武仲自比为圣人，白圭自比为禹，杨雄自比为孟轲，崔浩自比为张良，然而后世人始终不赞同他们。由此看来，忠献公之贤能比他们要高出很多。

过去忠献公曾对他儿子忠彦说，想求我苏轼为醉白堂写一篇记没有实现。死后，忠彦告诉我，我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于是流着泪写了这篇记。

这年，宋派使臣赴金，为金国皇帝祝贺生辰。贺生辰使是礼部侍郎赵善义，副使是监察御史邓友龙。

一路途中及中都外交事务一如往常，值得一提的只是返回中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宋使团完成任务，原路返回。按惯例，金国应派名馆伴使相送。

这名馆伴使还想与以往一样，送到金边境就准备回去，离淮河尚有几十里路，就让属下告诉，送行到此为止，我们回燕京了。

赵大使明确回答：不行，必须送过淮河。

这是没有先例的，然而金国使臣没有坚持，反而作出让步：可以再向前送，但不过淮河。

宋使坚持要求送过淮河，理由是过关卡时，金兵会随意搜查。

金使认为，例行检查并不为过，我们没有义务送。

两国大使停下轿，大声叫嚷，邓友龙和其他属员也帮着喊，个个精神抖擞，志气高昂，而金国呢，没派副使，只有几名兵士，毫无气势。偏金使这家伙是个犟种，吵不过，也不低头。离淮河尚有两三里，便欲回头。

赵大使火了，高声叫道：“你金国为北方鞑靼所困，竟然还在此刻跟我争下车处，惹恼了我大宋，发兵两面夹击灭了你个金邦！”

金国使臣也不示弱，“大宋有这个能耐？打仗可不是吹牛！”

“你不信，就等着瞧！”说着，给邓友龙一个眼色道，伸手将他拉进赵大使的轿子，向南而去。

金兵和轿夫都在发愣，只得跟在后面继续走。

直到过了淮河，才放金国使臣下来，手一挥，“回你金邦去吧。”那口气，好象打发一名叫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