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一夫的意识里，张树东之所以想做教育局局长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利欲望，所以这样的人坚决不能用。

现在周成林分管文教卫生了，刘一夫感觉教育局局长的人选应该由周成林自己确定最合适。只有周成林选出来的人才能与周成林一条心，与周成林配合默契，齐心协力推进教育改革，让河阳县的教育早日摆脱萎靡不振的局面，成就河阳县的百年发展大计。

故此，在第二天的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刘一夫提出了教育局局长人选应该由周成林这个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县长确定的建议。

刘一夫的提议得到了龙建国的强力支持，龙建国也表示，周成林是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对于教育局局长的人选确立最有发言权，倡议教育局局长人选应该由周成林自己确定，任何人都不要干涉，言外之意就是县委书记刘世昌也不能过问。

刘世昌虽然知道这是刘一夫和龙建国合伙给他设的一个套，但他还不能不钻，他怕刘一夫和龙建国说他专权，只好哑巴吃黄连同意了刘一夫和龙建国的提议，把选拔教育局局长人选的主动权和决定权交给了周成林。

周成林知道这一切都是刘一夫和龙建国给他争取的结果，他知道刘一夫和龙建国用心良苦，他也意识到选取一个优秀的教育局局长至关重要，所以从常委扩大会的决议一形成，他就暗暗发誓决不能辜负刘一夫和龙建国的意愿，一定要选出一名优秀的能够担当得起振兴河阳县教育局面的教育局局长，力争在最短的时候使河阳的教育摆脱那种萎靡不振的局面，开创一个良好的教育新局面，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因此，常委扩大会一散，他就辞别了刘世昌他们，来到了七楼办公室。

河阳县的六位副县长和县长刘一夫都在这层楼办公。

县长们开始的时候都在八楼办公，后来才搬到的七楼。

这些县长们之所以从八楼搬到七楼，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初大厦落成后县长们刚搬进来时，对于各单位各部门该安排在哪个楼层是专门开会做了研究的。

县委在十楼是毫无争议的，十楼十全十美，是做官者和经商者都看好的楼层。但对于县长们的办公室安在哪个楼层破费了一番周折，开始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县长们的办公室安在六楼，说六楼吉利，六六大顺，但时任县长的刘世昌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六六大顺固然吉利，只是“六”音跟“落”音相近，让我们这些官运正旺的县长们一落千丈实属不妥，故此，他给予了否定，当然，刘世昌说的很婉转，他说六楼是最好的楼层，既清净，又不高，从一楼上到六楼也不是很累，所以，他提议给了人大的那批老干部，那批老干部为河阳县的发展辛苦了一辈子，奉献了一生，应该享受最好的待遇，所以应该把最好的楼层安排给他们做办公室，为此，人大的那批的老干部还对刘世昌感激不及，刘世昌也因此捞取了不少的好名声。

既然六楼给了人大的那批老干部，又有人说九楼也不错，天长地久，所以建议让县长们在九楼办公；但经反复推敲，有一个副县长指出在九楼天长地久固然是好事，但又长又久地待在原地不动不进步也不行。最后定在了八楼，取发财发迹之意。

可没想到就在换届不久，武国涛因为挪用教育资金和在干部提拔中涉嫌违法操作而被送进监狱中，于是又有一个副县长在刘世昌面前提议，说现在禅学上讲的是“七上八下”，七楼很容易升上去，八楼呢很容易掉下来，武国涛就是因为在八楼才掉下来的，没想到刘世昌竟然接受了那位副县长的建议，县长们的办公室也因此腾到了七楼，一直沿用到现在。

周成林的办公室在七楼最西头过道的南面，下午的阳光正好可以从窗户泻进来，照得屋子一片暖融融的。

周成林的心情也跟着渐渐晴朗起来，边翻阅秘书刘松田给他准备的材料，边思索着下步的工作打算以及教育局的人选问题。

武国涛原来的秘书因为受到武国涛的株连，也被送进了监狱中，所以，当刘一夫征求周成林意见要给周成林重新配备秘书的时候，周成林就在刘一夫面前建议把刘松田从浏阳河乡借调过来做了自己的秘书，经过在浏阳河和刘松田相处的那一阵子，他发现刘松田是个优秀的秘书，更为难得是刘松田的人品。

就在周成林思索的时候，刘松田推门走了进来，道：“周县长，教育局张树东副局长来了，说有工作要向您当面汇报。”边说边把一封信呈到周成林的面前。

周成林随口问道：“这是什么。”周成林之所以有此一问，是怕信封里放着钱或者卡之类的东西，现在在官场上用类似的手段行贿的太多了，周成林不得不小心。